【周末阅读】刘伟：2022年前后中国有望跨越“上中等收入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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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伟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本文刊于8月15日《光明日报》。原标题是《深化改革铸就新成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7·26”重要讲话精神》。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十九大”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牢牢把握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牢牢把握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出新的思路、新的战略、新的举措，继续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重视形势分析，对形势作出科学判断，是为制定方针、描绘蓝图提供依据。从经济形势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对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中国经济作出了仍处在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又面临“三期叠加”的重要判断，不仅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国家制定正确的经济政策、实现经济稳中向好提供了基础，而且在政府与市场关系、依法治国、从严治党等基础性制度层面作出了重大部署。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关键时期，我们既要看到成绩和机遇，更要看到短板和不足、困难和挑战，看到形势发展变化给我们带来的风险，从最坏处着眼，做最充分的准备，朝好的方向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

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面临挑战

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经济保持了30余年的高速增长，经济发展从贫困状态进入到上中等收入阶段，目前面临穿越中等收入阶段的战略机遇期。当代世界70个左右的高收入国家自上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平均用了12～13年时间，我国人均GDP水平2010年达到世界银行划定的上中等收入起点，若按一般发展史经验，预计2022年前后有望跨越上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这一时期正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期，也是中国经济问题长期累积的风险期：

第一，过去高速增长依赖的基础发生了重大拐点性变化，决定了中国经济必将告别高速增长阶段，步入增速换挡期。例如各类改革开始步入深水区，一些机制体制性问题已严重制约资源配置的效率，前一时期的改革红利逐步耗竭；适龄劳动力人口已达到顶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增长速度开始大幅度回落，人口红利开始逆转；伴随经济发展和市场约束力度增大，经济短缺逐渐让位于产能过剩，需求侧的市场红利根本逆转；第三产业比重已超过第二产业比重，工业化红利开始步入递减区域；包括劳动力、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技术进步等在内的要素成本大幅上升，供给侧的发展红利逐渐减弱；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对外贸易从以往两位数的增长下降至负增长，经济全球化红利在全球经济衰退中已经消失。

第二，在增长速度下降的同时，过去30多年粗放式增长所积累的各种深层次不合理的结构性问题全面凸显，中国经济步入结构调整的阵痛期。例如，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外需衰退直接导致外需与内需不平衡的结构性问题凸显；能源价格的大幅度下降直接导致能源依赖型产业和区域出现崩塌；消费升级加剧了粗放式发展所导致的产品供给质量不足和供给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产能过剩导致大量没有创新能力的企业绩效严重恶化，僵尸企业严重影响宏观经济的运行。

第三，由于对上述趋势性和结构性变化没有准确的认识，片面的“稳增长”使得各级政府采取“强刺激”，通过超量的货币发行和信贷扩张来扩大各类投资，以此来简单弥补外需下滑带来的缺口，其结果是各类结构性问题进一步恶化，债务高企、风险上扬、资金空转、增长乏力等现象进一步加剧。面对双重风险并存的新失衡，需求管理的局限凸显，退出全面反危机政策轨道之后的成本消化压力巨大。

困境中实现稳中求进

面对国内外错综复杂的经济形势，党中央、国务院迎难而上，不仅通过全面启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对“三期叠加”所带来的经济压力，而且通过一系列制度改革释放了长期的经济活力。近5年来，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引领下，我国经济坚持“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通过提质增效实现了稳中求进。从总量增长看，稳增长的同时兼顾了对经济下行和通货膨胀双重风险的防范；从对短期失衡的控制看，牢牢守住了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双重底线；从近期与长期增长的协调上看，适度增长与结构转变相互衔接；从宏观调控方式上看，总需求管理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配合；从发展与改革的统一上看，以改革开放的深化推动生产力的解放，全面体现着稳中求进的总基调。

纵观世界各国，十八大以来的中国经济无疑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至2016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7.2%，这一数值远高于世界经济同期2.5%的平均水平，也高于发展中经济体4.0%的平均水平。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逐年提升，稳居世界第二位，而且人均水平也在稳步提高。2016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超过8000美元，接近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在经济面临“三期叠加”、国际局势动荡复杂的情形下，这些成绩的取得来之不易，和改革的深入推进密切相关。

第一，多方面改革稳步推进，“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四梁八柱”已经形成。十八大以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成为资源配置的共识。为了推进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中央政府围绕两个方面的内容做了大量的改革：一方面，通过放权、确权等改革方式明晰产权主体，为市场配置资源奠定微观主体基础。例如，中央政府持续向市场和社会放权，国务院已分9批审议通过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共618项，清理453项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分3批取消320项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清单，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目录清单分3批精简了85%等；稳步推进土地制度改革，目前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整省试点已经达到22个，2017年将扩大到28个，近300个县级行政区开展了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等“两权”试点；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全面提速，中央企业各级子企业公司制改制面超过92%，省级国资委监管企业的改制面超过90%。这些举措使得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更加庞大、产权更为明确、权利更加清晰，市场决定性作用有了微观基石。另一方面，通过价格市场化改革，市场价格信号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越来越强。例如，十八大以来，中央、地方具体定价项目分别减少80%和55%，水、电、天然气、粮食、医疗、交通、经营服务性收费七大领域的价格改革正在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不断推进，汇率形成机制进一步完善，境内银行间债券市场对外开放措施进一步完善。这些改革使得市场经济的核心指标——价格在引导资源配置中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这些基础性改革预示着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四梁八柱”已逐步形成。

第二，民生问题持续改善，改革成果惠及大众。在既有的激励机制下，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存在“重建设、轻民生”的导向。十八大以来，这一偏向得到了高度的关注和纠正，民生问题得到了持续改善，改革果实惠及更大多数人群，尤其是广大群众的生活得到了实质性改变。2013年至2016年，城镇新增就业连续4年保持在1300万人以上，居民消费价格年均上涨仅为2.0%，调查失业率只有5%左右。农村居民收入增速持续高于城镇居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缩小。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重持续上升，居民物质和精神生活极大丰富。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覆盖面逐步扩大，社保体系基本建成。尤其是“精准扶贫”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从2013年到2016年4年间，我国累计脱贫5564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末的10.2%降到2016年末的4.5%，贫困地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阻断了贫困的代际传递，让老百姓彻底拔掉穷根，增强造血功能。

第三，结构转换平稳过渡，创新创业持续稳步推进。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依赖于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创新型国家的构建。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产业升级与创新创业。2013年至2016年，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8.0%，2016年服务业比重提升至51.6%，成为第一大产业，而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的增长速度也远高于传统产业。在结构平稳转型的同时，创新创业体制改革成效显著。据统计，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研发投入大国和第二大知识产出大国，全社会研发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2.08%，发明专利申请量居世界第一，有效发明专利保有量居世界第三。自2014年3月商事制度改革以来，平均每天新登记企业超过1万家，2016年全国新设企业552.8万户，到2016年年底，全国个体私营经济从业人员实有3.1亿人，新增市场主体“井喷式”增长，“双创”事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其效益已初步显现。

第四，在对外开放中强化中国的话语权和领导力，为世界经济金融危机提供中国方案和智慧。十八大以来，全球经济动荡不安，贸易保护主义纷纷抬头。在此背景下，我国不仅坚持了改革开放，进一步设立了自由贸易区，而且通过“一带一路”等为世界经济金融危机提供了中国方案，在国际上坚持并推动自由贸易的发展，获得了普遍的赞誉。十八大以来，自由贸易区作为对外开放的新窗口，成为经济的新增长点。上海、广东、天津和福建四大自贸区以十万分之五的国土面积吸引了全国十分之一的外资，其税收收入、高端制造业、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行业、特色金融、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等的增速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成为我国经济新的增长极。随着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7个自贸试验区新近获批，全国的自贸试验区已达11个，将成为我国未来对外开放的重要抓手和新的经济增长点。此外，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获得了世界范围内的认可，截至2016年末，我国企业在沿线国家建立初具规模的境外经贸合作区56个，累计投资超过185亿美元，一批重大工程和国际产能合作项目落地，高铁、核电“走出去”迈出坚实步伐。与之相伴的是，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和领导力不断提升，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亚太经合组织（APEC）北京峰会、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杭州峰会、博鳌亚洲论坛等国际高规格论坛上，不断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获得了世界各国的普遍赞誉和认可。

总的来看，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历年改革任务完成情况良好，有的已基本完成，有的已出台方案，有的正在开展试点，改革呈现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的良好态势，为化解短期风险、推进长期经济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成就来源于全面深化改革

改革开放的历史告诉我们，只有打破既有条条框框的束缚，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看待问题，才能真正推动经济的健康发展。十八大以来的一系列改革举措，既是对我国改革开放的坚守，也是对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发展。从大的方面来看，这一时期的经济改革之所以成绩斐然，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

“两个一百年”目标有效地凝聚了人心，为中国改革注入了强大动力。实现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共同心愿。从大的历史逻辑来看，中国拥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小康社会和大同社会是历代先贤的共同设想，而共同富裕也是社会主义的核心要义，中国共产党作为当代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实现小康社会和共同富裕是其追求的理想和目标，在经历了将近40年的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已经具备了实现小康社会的基础。而从东西方的对比来看，中国历史上曾长期处于世界的中心，但近代以来，东西方出现了“大分流”，在西方世界崛起的同时，中国逐渐进入一种落后挨打的局面，寻求中华民族的复兴是所有中华民族子孙的共同愿望，也是中国共产党孜孜以求的目标。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旗帜鲜明地将“两个一百年”作为中国人民的奋斗目标，不仅凝聚了人心，也为人民的艰苦奋斗注入了强大的动力源泉。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实施新发展理念的重要抓手，改革果实渐趋丰满。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后，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是结构性失衡，特别是供给侧的产业结构失衡、收入分配结构扭曲、国际收支结构失衡等亟待缓解，这一特征决定了我国经济必须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想办法，努力实现供求关系的动态均衡。十八大以来，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引领下，我们不断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努力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从而有效破解产能过剩难题，逐步消除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市场进入壁垒。这些改革举措有效地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催生了新的经济增长点，进而提高了潜在经济增长率。

基本制度的不断完善是改革成就的根本保障。改革的成就固然与短期的经济政策有关，但更为重要的是基础制度的不断完善。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一系列治国理政举措当中，对于经济社会运行的基础性制度进行了顶层设计与深度改革，保证了“私权赋予”与“公权约束”，从而为“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扫清了障碍。一方面，“私权”被有效赋权和保护。例如，对农村土地进行了确权，赋予农民权利，在现有各类法律保障的基础上，试图进一步通过编撰民法典对产权进行保护。另一方面，“公权”被有效约束。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在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中，通过依法治国、从严治党的系列文件和讲话精神，以及反腐败领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使得公权力被关在了制度的笼子里。全面从严治党和依法治国为我国“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的结合提供了制度基础，实现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以“四个全面”总布局破解新的发展难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仅在经济改革方面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保证了稳中向好的态势，而且通过全面深化改革，通过依法治国、从严治党的深入推进，切实提升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实现了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贯彻了新发展理念，保证了长期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总体而言，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经济持续增长具有良好的支撑基础和条件，经济结构呈现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

当然，也必须看到，尽管我国经济保持了高水平的发展，但当前国内外的经济政治形势多变，经济增长依然蕴含着多重风险。从短期来看，资产泡沫问题依然显著、局部风险不断扩大、债务的结构性风险日益突出，有侵蚀经济基础的可能，处理不好可能引发风险扩散，这也说明稳中向好的基础尚不牢固，依然有待加强。从长期来看，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一些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并没有解决，民间投资增长下滑压力仍然存在，结构转型压力依然较大，创新能力亟待提升……因此，我国经济可能呈现出“短期稳中向好”和“长期结构问题”并行的情景。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断破除改革进程中的种种壁垒和障碍，总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教训。要认识到，无论是所谓“拉美漩涡”“东亚泡沫”，还是“西亚北非危机”，共同点都在于进入中等收入阶段面对变化的条件所带来的新挑战，未能以新的发展理念推动发展方式的转变，从而难以有效形成发展中的公平与效率，导致社会既不稳定，发展也不具可持续性。这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创新滞后，在经济制度上未能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市场失灵的同时政府失灵；在政治制度上未能推进民主与法制建设，市场主体的私权不被保护，政府官员的公权不受规范，导致权钱交易的“寻租”现象普遍，既无公正又无效率。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通过“四个全面”总体布局，不仅坚定了全面实现小康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目标，而且在经济、法治、政治等多方面的制度创新上做出布局，为未来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破解新时期新阶段的发展难题，必须始终坚持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国内和国际等的结合上进行思考，从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上来思考，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出发进行思考，得出正确结论。我们要按照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各项要求，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特别是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坚定不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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